香港如何才能重振雄风?这似乎是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尤其是香港在国际上的东山再起至今仍未达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去年底在疫情封控解除时所说的 "香港总会重新振作,而且比以往更好"。
诚然,随后为吸引游客和商业人才而采取的免费机票和消费券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8 月份的游客人数达到了 410 万,相当于疫情大流行前的 84%。
但对香港未来的悲观情绪依然存在,尤其是在2019年动乱和2020年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国际企业和投资者对香港的司法独立普遍表示担忧。
8 月份,香港房价连续第四个月下跌,与 2021 年 9 月的峰值相比下跌了约 15%。当月,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日均成交额仅略高于 1000 亿港元。
9 月 27 日,香港证券交易所收盘时的成交额低于 800 亿港元, 还不到在美国上市的特斯拉一家公司(成交额达 328 亿美元,折合 2,558 亿港元)成交额的三分之一。
香港政府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研究取消楼市抑制措施,以阻止房地产市场的恶化,并已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来审查股市的流动性。
但是,要恢复信心并增强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仅靠短期解决方案是不够的。
现在特首李家超正在为本月晚些发表的施政报告做最后的准备。 我强烈呼吁他可以大胆而富有创造性地制定一项行动计划,让香港重新焕发 "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让人们再次对这座伟大的城市感到兴奋和自豪。
首先,他必须表现出解决住房问题的决心和勇气,香港是世界上住房成本最高城市之一,恶劣居住环境已成为老百姓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的主要根源。
1993 年我刚来香港不久,就读到了关于 "笼屋 "的报道,也就是说,穷人和其他社会底层人士睡在被铁丝笼包围的单人床上。
三十年后,这些 "笼屋 "依然存在,但现在被称为 "床位寓所",由政府颁发许可证。据估计,笼屋 居民现有大约 5000 人左右,少于 2007 年的 53200 人。但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仍有 22 万人生活在拥挤的棺材房中。
在这 30 年里,我读过太多关于本港政界和商界精英搓手顿足的报道,他们都在感叹缺乏简单的解决方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其中一些人在过去几年中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北望北京,但他们并没有学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事实上,要解决住房危机,香港可以也应该向北京学习。
2015年,习近平主席誓言内地将在2020年底前消除绝对贫困,当时约有7 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习近平亲自指挥和部署,动员数十万人走遍全国各地贫困地区,走村串户与贫困家庭交谈,建立个人档案,详细记录他们的需求和研究帮助他们的方法。
2021 年 2 月,习近平宣布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8 年之间,9899 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
相比之下,我敢打赌,香港政府连居住在 "笼屋 "和 "劏房 "中的准确人数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他们的具体需求和致困原因了。
习近平多次敦促香港解决住房问题,主管香港事务的最高官员夏宝龙甚至向香港提出挑战,要求香港在2049年前告别 "笼屋 "和 "劏房"。但香港真的等不了那么久。
李家超是否有足够的胆量将这一期限提前到2032年,就是他未来的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时间点?
这意味着特首必须亲自上阵指挥和部署,动员整个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不仅要制定新的房屋政策,还要制定帮助城市贫民和弱势群体的整体计划。在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但并非不可能。
当然,也会有人大声反对,认为大幅增加公屋供应可能会影响私人住宅价格。這種論調既乏味又空洞。在新加坡,80%以上的人居住在由政府建屋发展局开发和管理的高层楼宇中。这并没有压低这个岛国的私人住宅价格(移民的涌入可能有所帮助)。
同样重要的是,香港必须做更多的工作,向外部世界,特别是北京,大力解释 "两制 "之美,从而有力地捍卫香港的自治和自由。香港必须更好地利用其对北京的影响力,游说中央政府重新考虑直接影响香港的政策和做法
例如,今年 6 月,我曾在本栏撰文谈及“边控”措施如何损害了中国欢迎外国企业的努力。
许多因商业纠纷或与被调查个人有关联而被禁止离开大陆的人都来自香港。最新的例子是野村駐香港的中国投行业务主席王仲何被边控,他可以在中国大陆自由行动,但不能离境。
到目前为止,香港官员似乎认为他们在 "一国两制 "下束手无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能为力。事实上,他们可以积极主动地利用自己的关系,让大陆官员充分认识到这种任意执法的危险性。 这不仅对大陆有利,对香港更有利。
住笼屋的等不到公屋,都是应该失去了资格,难道还需要再搞一套公屋之外的福利住房系统解决笼屋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