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新专栏的中文翻译：《王向偉真話中國》新政府新使命：需堅決遏制‘極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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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总是在极左激进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摇摆，其后果也是在悲喜两重天间来回切换。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里，毛泽东主席错误地强调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在极左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终结了那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带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这一政策为中国经济腾飞铺平了道路。

但考虑到“大跃进”和“反右运动”等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邓小平反复警告称，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对使用外国技术和发展私有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争论不休之时，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的论断。

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理论，加强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际舞台上保持低调，韬光养晦。江泽民把自己的治国理念概括为“闷声发大财”，而胡锦涛的执政理念则更为简洁，就是“不折腾”。在他们务实思想的指引下，仅仅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有了腾越式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过去十年里，极左民族主义思潮又卷土重来，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2012年底上台执政以来，习近平重权在握，加强了党对社会的全面管控，并明确强调“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国际舞台，中共也抛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开始与美西方国家公开地正面硬刚。

然而，中国正处于抉择的十字路口。长达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致失业率上升，消费者信心下降，政府因此面临着艰难的经济复苏重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公开对抗，挫伤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而不合时宜地遏制民营经济无序扩张的监管行动，后果更是适得其反。

更糟的是，极左分子利用中美对抗及加强对民营经济监管之机，借爱国主义和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之名，行推动其议程之实。如今，他们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国内政策以及对外关系。

坦率地讲，如果极左思潮得不到遏制，中国的发展之势有被中止的风险，而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终将只是梦想而已。

对中国最高领导人来说，现在正是采取坚决措施遏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绝佳时机，以使国家重回改革发展之路。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在北京开幕，其主要议程之一就是选举新一届政府，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其实，这不过是程序性步骤而已，因为早在去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上，领导人更迭的关键职位人选就已确定。

在未来五年里，习近平将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他最亲密盟友李强将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新内阁其他成员也都是“挺习派”人士。

但是，新一届内阁之重要不容低估。鉴于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中共可利用组建新政府之机，向海内外释放出休养生息的讯号。

在国内，李强上任后有望在短短几个月内推出市场经济措施，以提振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有望软化针对西方的强硬立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立场文件，呼吁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在国际社会对北京与莫斯科关系“越来越铁”感到担忧之际，中国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展示于世。

预计，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4月初访华，而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也频繁与欧盟官员会晤，谋求重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此前，由于新疆问题，中欧针锋相对，相互制裁，中欧投资协定陷入停滞。

中美之间也因“间谍”气球事件交恶，恶语相向，但有迹象表明，华盛顿和北京都希望这一事件能尽快“随风而去”。

然而，仅仅释放休养生息信号是不够的。由于决策失误及长达三年的新冠清零措施，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外所承受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大。在此期间，各地官员借疫情防控之名，随意把人锁在家中或把轻症感染者长时间关在隔离中心，这都严重损害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最近，有关当局用了10来天时间，才确认亿万富豪基金经理包凡失联，是在配合有关调查。无疑，在这些肆意妄为和无视法治的行为的背后，都是极左思潮在作祟。

因此，是时候重温邓小平当年的警示并重拾“不争论”和“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