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伟最新专栏中文翻译： 两制界限模糊拖慢香港“由治及兴”

This i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y latest column published on today's SCMP

11月19日，香港同时发生了两件新闻大事件，突显了这座曾经伟大但现在困惑的城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试图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之间游离而面临的矛盾。

在香港岛，香港金融管理局举办了一场有约300名全球和区域金融领导人参加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其中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的高管。包括副总理何立峰在内的一些中国负责金融官员也专程飞来参加此次峰会，他们在活动中承诺全力支持香港，正值其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未来如何发展备受关注之际。

然而，这场为期三天的峰会试图提高香港国际形象的努力被维多利亚港对岸的另一重大事件所影响。国际媒体记者和外国外交官纷纷涌向西九龙裁判法院，45名前议员和活动人士因2019年大规模抗议后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而被判处4到10年不等的监禁，这是香港最大的国家安全案件。

这两大事件同时发生的时间点是否巧合尚不清楚。然而，随后国际媒体的报道显示，法院宣判成为头条新闻，不仅使论坛黯然失色，还让一些出席的国际金融家感到不舒服。他们担心回国后如何回应可能的批评：他们在香港赞扬当地和中国大陆的美好前景，而国际媒体对法院判决的大幅报道却把香港描绘得非常负面。

自2020年6月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香港的政治稳定已经恢复，香港官员抓住每一个机会宣扬这座城市的“由治及兴”。然而，国际社会对香港的负面看法实际上是变的更加糟糕。正如一位资深国际评论家最近对我说的那样，每次读到关于香港的新闻很可能是关于某人因2019年暴力抗议而受审或被定罪。

与此同时，香港官员和精英们在讲好香港故事和消除对香港误解的努力方面，实在是做的太差。事实上，他们中一些人无意中助长了香港正快速成为“一国一制”的看法，因为他们热衷于在公开场合采用大陆风格的语言和语调，并采用一些大陆风格的官僚做法。

在过去的四年里，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官员反复强调需要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警告社会中“潜伏”的国家安全威胁。实际上的情况是，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后，城市的政治局势早已稳定。

最近几个月的高调审判和定罪之后，中国大陆官员视乎终于放下心来。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郑雁雄在11月25日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首次描述“饱经磨难”的香港终于“有了中国香港的样子”。

然而，在国际上，“一国两制”政策和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正面临进一步关注与解读。现在已经到了北京和香港需共同努力制定一个全面有效的方法来消除误解并安抚国际社会的关键时刻。

自1997年回归中国主权以来，香港一直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治理。它载明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概念，保证其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2047年前保持不变。

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7月1日重申“一国两制”将长期坚持，并首次表示普通法制度也将保持。尽管习主席的表述令人安心，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和今年3月23条立法以来，对这些原则未来如何应用仍然存在疑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在11月24日在香港的重要演讲中澄清，“港人治港”的原则并不意味香港只能由香港市民自己来治理，北京也有权力治港。

媒体报道引用分析人士的话说，张的言论暗示香港从未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来自权威来源的澄清非常必要并应受到欢迎。

再者，北京和香港应更加积极着手对两制如何在实践中应用，提供更多清晰的解释和厘清工作。这对于香港恢复其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超级联络人的角色至关重要。 它过去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

特别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香港本应成为美中官员，媒体，和智库之间进行正式或非正式会议和交流的理想场所，并利用两制的独特优势，采取积极措施吸引美国和西方投资者。

然而，据悉，香港官员和精英现在甚至不敢与在港的美国外交官和有关机构直接打交道。

除非香港可以厘清自己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界限和红线，否则香港“由治及兴”路途漫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