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伟最新专栏的中文翻译：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际，北京官员越来越以“自己人”的视角管理香港事务，好处显而易见，同时隐忧不断浮现…

This i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y op-ed published today by SCMP 06/04/2026

在中国的政治语汇中，称某人为“自己人”远不止表达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它意味着更多大门可以打开，并可获得优待。但同时也暗示，“自己人”现在应遵守群体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与他们过去所熟知的截然不同。

数十年来，这种心态塑造了国内政策。私营部门贡献了全国逾60%的GDP和逾80%的城镇就业，却长期被视为二等公民，不能与享有更大政策支持和更低息贷款的国企相比。只有在过去几年，中国领导层才开始宣称民企是“自己人”，以图重振信心。

如今，随着北京一再敦促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陆官员越来越以“自己人”的视角处理香港事务。

结果是一把双刃剑：为居民和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尤其在大湾区，同时也引发日益增长的焦虑——香港独特的基因和法治保障正被稀释。

这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香港是否应获得更多自由，发挥其作为连接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独特桥梁的优势。

每天穿梭于罗湖或落马洲口岸的繁忙人流，便是这种融合的日常见证。根据香港政府数据，2025年有近60万香港居民在广东居住超过六个月，官方称为“通常逗留”，其中许多人在当地建立了永久居所。持有大陆居留证和回乡证的香港居民，在中国大陆享有广泛权利，涵盖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和日常生活。有时，他们享有的福利甚至超过在香港。例如，60岁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可在深圳免费乘坐地铁，而在家乡香港，他们仍需支付每程港币2元或两折的优惠票价。这就是被视为“自己人”的正面效应。

负面效应同样开始浮现。越来越多香港居民陷入行政或法律困境，却未能获得太多帮助。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边控，这一政策工具正被当局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以防止涉嫌或被指控不当行为的人士离境，有时仅仅因为他们卷入商业纠纷。大多数受边控影响的是中国公民。最近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例涉及人工智能初创公司Manus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他们因监管机构审查Meta以20亿美元收购该公司是否违反投资规定而被禁止离境。Manus首席执行官肖弘和首席科学家季逸超于3月被召至北京，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举行会议。会后，两人被告知因监管审查不得离开中国，但可在国内自由活动。

然而，越来越多被边控的人士来自香港。确切数字尚不清楚，但趋势显而易见。香港中环的银行家们能讲出多起朋友或同事突然无法登机的案例。

香港官员似乎认为，在“一国两制”下他们束手无策。然而，有迹象显示，大陆官员在管理香港事务上越来越多采用“自己人”的心态和手法。

相比之下，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官员被认为更积极地帮助陷入法律困境或商业纠纷的台湾同胞和企业——这不仅只是因为北京正大力争取台湾民心，以实现统一。

偶尔，也有华裔外国公民被边控，但来自外国政府的压力往往能更快解除限制。最近一例涉及美国的银行高管、富国银行的茅晨月，她于2025年7月因刑事调查被禁止离境。在华盛顿与北京的外交磋商后，她于2025年9月获准离开中国。

人流并非单向。过去几年，逾30万大陆人通过各种人才计划移居香港。有些人将大陆的做法带入香港，以微妙方式应用“自己人”的心态。上个月，香港城市大学一位教授因贿赂地产代理被判监禁4个半月。他向美联物业代理提供1000港元，以隐瞒违反租赁协议的事实，避免支付1.6万港元的违约金。据报被告辩称，他的做法在大陆广为接受。裁判官驳回了“文化差异”的辩护，强调香港更严格的规则本位文化依然有效。

更重要的是，“自己人”的心态也正在影响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尤其是在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打交道时，更加强势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之际。例如，香港商界和政界精英已被劝阻不要会见驻港美国和日本外交官，这与大陆的政策如出一辙。就美国外交官而言，华盛顿决定制裁多名香港和中国主要官员，使得接触变得更加困难。

诚然，除非华盛顿解除对中国和香港官员的制裁，且与日本的关系改善，否则直接官方接触似乎极不可能。但全面禁止似乎过于严苛。给予香港一定自由，将大大突显其独特优势，并强化其作为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作为“自己人”，却能以不同方式行事。

核心挑战在于，确保更深入的融合是提升而非削弱香港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将香港人视为“自己人”必须意味着更细腻的做法，而非简单套用大陆规范。

这就需要明确赋予香港一定自主权，以维持与外界的开放渠道，即使这些渠道在大陆较为狭窄；并承认香港对国家的价值，正正体现在它能以不同方式运作的同时，仍是“自己人”——这正是“一国两制”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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