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8年后,香港这本书,大家都读懂了吗?
This i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y latest column published on today's SCMP 07/07/2025
香港回归之初,时任中联办主任姜恩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香港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但他原意去认真体会。 当时,他的话对内地官员来说是一种提醒。
本月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8周年纪念,姜恩柱的比喻依然有现实意义,但有了重要的变化。香港或许依然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但今天的大陆官员未必有姜恩柱当年那种真心想要理解其复杂性的热忱。
其实,这个比喻也是双向的:对许多香港居民而言,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同样难以参透。充分理解这种关系的复杂性,对于理解香港出现的问题以及思考其未来至关重要。
现在香港未来走势不容乐观,正处于关键节点。“一国两制”原则保障香港高度自治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如今只剩下22年,香港面临的挑战正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们这里可以解码涉及两地关系的一个迷思:两地地理上的接近,以及人员、货物和投资的每日双向流动,会自然而然地加深港人与内地之间的相互认知。这种假设认为,香港人理应对中国政治有深入了解,而北京也应对香港独特的文化和资本主义制度有深入认知。
但现实远比想象复杂。很多方面,双方的相互理解并未明显加深。实际上,误解、误判和失误反而让双方关系更加复杂。
回归后最初六年,双方都怀着乐观心态,积极展示“一国两制”的活力。北京希望繁荣的香港能成为未来统一台湾的样板。中央政府的“放手”态度,被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引用的那句谚语所体现:“井水不犯河水。”
但表面平静之下,焦虑一直存在。香港人担心《基本法》赋予的自由被侵蚀,而北京则担心“敌对外国势力”利用香港开放的社会来破坏内地的共产党统治。
2003年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针对叛国、分裂、煽动及颠覆的法律)搁浅,暴露了双方巨大的误解鸿沟。当年7月1日有5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政府搁置相关立法,这也标志着“蜜月期”结束,2003年至2020年间,双方的信任逐渐流失,关系日趋紧张。
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伴随全球局势动荡,香港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要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另一方面要保有自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飞地的独特优势。如何平衡两者,对香港未来的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双方都必须更加努力去理解对方。
对国际观察者和许多香港居民来说,北京直接实施国安法,似乎印证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担忧——香港终将变成“一国一制”。但这种结论未免武断:如果北京真的如此打算,也不会等到20多年后才采取行动。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过去28年里,那些对香港前景悲观的人,是否真正努力去理解北京的立场,还是仅凭自己的假设行事?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我认识的一位知名反对派人士,自1997年以来从未踏足内地。
与此同时,自国安法实施、北京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确立以来,一些中国官员似乎忽略了姜恩柱的警示,频频对香港事务提出各种建议。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这些官员缺乏治理像香港这样资本主义城市的经验——这或许也印证了邓小平的智慧,即香港应由港人治港,这一点在《基本法》中有所体现。
这也引出了一个更紧迫的问题:香港官员真的明白北京的意图吗?近年来,本地政客越来越多采用内地式的话语和官僚作风,给人一种他们只是照搬北京的指令来推动香港前进的印象,这也加剧了外界对香港自治被侵蚀的担忧。
香港官员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做到政治正确。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多次重申对“一国两制”的承诺,并敦促香港保持国际化和独特性。这意味着,香港应主动向北京阐释,作为资本主义城市,如何为国家做出贡献。否则,只会让内地官员越来越多地为香港“指路”,正如现在所见。
例如,香港官员至今未能清晰阐述城市的长期愿景——五年后的香港会是什么样?
随着投资者重新评估香港作为中国主要门户的角色,并权衡美国政策带来的冲击,香港股市正在回暖。但要抓住未来机遇,由治及兴,香港必须更加聚焦于其作为资本主义城市的独特作用。
完
I believe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suggests Hong Kong must focus on its unique role as a capitalist city to maintain investment levels. The story of Hong Kong activist Leung Kwok-hung ("Long Hair") is an unforgotten symbol of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in its most extreme form. The disbanding of his pro-democracy party signifies the near-total suppression of dissenting narratives in Hong Kong. His very appearance—his hair—became a "battleground," a symbol of identity that the state sought to control and erase. Interestingly, long hair was the symbol of rebellion in the sixties that brought radical social to Western socie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