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今天，对于身在中国的人来说，你很难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心中经历了什么。以下是我对2022年 11 月 27 日这一重要日子的个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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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整整一年前的今天，我从北京飞回香港，准备在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任教，开始了我人生的新篇章。但 2022年11 月 27 日这个日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原因远不止于此。

在那个寒冷的周日，当我收拾好行李，焦急地等待前往北京机场的车时，中国正处于风云变幻之中。这一天，全国范围内反对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的抗议活动达到了高潮，学生和其他普通民众冒着严寒和警察的监视，走上街头，挥舞白纸，高呼口号。

大规模抗议始于11月25日，起因是前一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一栋处于封控的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 10 人死亡，9 人受伤。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短视频和图片显示，人们指责封控措施导致消防员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并对政府的应对措施表示愤怒。

这对许多内地居民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过去一年来持续不断的封控措施，这些封控使他们困在家中，很多人无法购买或获得日常必需品。

出乎意料的是，警方基本上允许抗议活动持续整个周末，直到 11 月 28 日星期一，警方才大幅增加警力，在热点地区设置路障，并开始驱散抗议者和拘捕少数领头的人。

此时，我怀着既兴奋又惶恐的心情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感到兴奋，因为我相信由大学生带头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可以向中国领导层施压，使其进一步放宽严厉的清零措施。

11月11日，中国政府公布了新的、详细的动态清零措施指南，试图放宽管控政策，这包括大幅缩小出现新病例而实施封锁的区域。

2016 年初，我辞去了《南华早报》总编辑一职，回到北京与妻子和女儿共度更多时光。

在随后的六年里，我作为《南华早报》的编辑顾问常驻北京，经历了整整三年的动态清零管制。

与此同时，我也陷入了极度焦虑之中。就在我原定于周日起飞的四天前，我们接到通知，我家所在的小区报告了两起 新冠病例。

周四上午，居民们突然发现小区入口处被设置了路障，几名身着绿色军大衣、面露凶相的男子站岗，阻止车辆或人员进出。

居民们在小区的微信群里爆发出愤怒的情绪，尤其是我们中间的一些律师认为，封控整个小区的决定明显违反了 11 月 11 日的措施，该措施规定，如果发生新的病例，封锁只应适用于患者居住的楼房，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即必须封锁整个小区或街道。

但我们都很清楚，中央政府的规定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可能大相径庭。我们立即组成了一个包括律师在内的谈判小组，向物业管理公司和居委会请愿。我们争辩说，既然我们都住在独立的房子里，官员们就应该根据新的规定，只封锁有新案例的家庭所住的房子。

出乎我们的预料，居委会居然松口了，说他们的保安不会阻止人们进出，但会日夜驻守在那里，以便应对上级的检查。

我并没有松口气，因为我知道那些官员很容易改变主意。为了以防万一，我打算收拾行李去住机场酒店，因为一旦被封控，通常至少需要 21 天才能解除。

妻子劝我再等等看，但我还是想做好准备。我给我的司机打了电话，我们商定，如果在我离开的当天发生封锁，他将把车停在我居住的小区附近。然后，我会翻过围墙，不带任何行李去找他。到了香港，我会买好我需要的一切。

谢天谢地，最坏的情况没有发生，我准时飞离了北京。

我一降落在香港，就立即感到一种解脱和自由的感觉，尽管香港当时也有管控措施。

随后发生的事情已被大报特报。三天后的 11 月 30 日，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逝世。 从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看，最高领导人的突然去世可能会成为变化的催化剂，尤其是加上学生主导的抗议。一石激起千层浪，迫使中央政府在 12 月初解除了动态清零管控，这比预期的时间要早得多--考虑到在 11 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内的官方国家媒体连续发表评论，驳斥要求解除管制的呼声，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对人民和国家有利。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突然重新开放完全是一团糟。北京有将近三年的时间向其他国家学习，为重新开放做准备，但它没有这样做。

当时，官方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呼吸道病毒感染通常达到高峰的隆冬时节突然重新开放，是经过计划和深思熟虑的。

但现实情况却截然不同--发烧药品供不应求，医院和急救服务不堪重负，许多城市严重缺血，老年人死亡人数飙升，停尸房和殡仪馆尸横遍地。

一年后的今天，尽管有报道称中国北方呼吸道疾病病例激增，但大多数人都已释然，基本保持平静。

但是，一年前的那个日子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完